第二百零九章 湄公省,浑河通沈阳
小冰河期对大明的重大影响可分为内外两部分:内部就是生产力下降,生产资料短缺;外部影响则是社会动荡、战争频发。
如果从大灾害持续的时间,以及造成的影响来看,小冰河期高峰的危害,比建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对此,朱由校也只能叹惜身不逢时,要做个操心劳心的皇帝。
对外,他可以攀爬科技树,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,加强军力,抵御来自北方的抢掠。
对内,他则需要多一些象李精白这样的爱民恤民的官员。至少,那些贪渎无耻,有可能官逼民反的王八蛋,杀得越多,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越小。
杀一批贪官,再顶上一批,即便不是李精白这样的,也会比原来的强。连家眷都流放了,想报仇都没机会。
敌人越来越少,听话的、顶用的越来越多,朱由校觉得自己的处境更安全了。
而且,砍头或流放贪官,对于很多人来说,也是福音。位子不腾出来,哪来辣么多机会?吏部诠选的,科举入仕的,胥吏转官的,大家可都等着盼着呢!
说白了,兔死狐悲者多,幸灾乐祸者多,痛恨厌恶者多,为被惩官员出头者少。甚至是没有,或者根本不敢。
不管是敢不敢,也不管在暗地里憋着什么坏,朱由校都不会收手,更不会客气。
这不是什么牵就容忍的事情,也不用说什么国家民族这么高尚的目标。这可是关系到自己的龙椅稳不稳,关系到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能不能安享幸福的大事。
说白了,朱由校已经把这当成是你死我活的争夺。跟他必灭建奴是一样的决心,一样的不可动摇。
没人理解皇帝的狠辣和迫切,因为没人知道历史上的惨景。只有皇帝知道,不改变,就是死亡。
为此,皇帝不惜再杀多十倍的人。算一下,也不过是上万,最多也超不过十万。而与历史上的惨剧相比,十万人又算得了什么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
建奴屡遭失败,已被压制,平辽似乎已用不了多长时间便能成功。
国内,皇帝对官员的清洗是一波接一波,从朝堂到地方,从贪渎到官商勾结,不是全家流放就是砍头加流放,紧张的空气笼罩官场,似乎就没消散过。
在这样的形势下,大明水师以百余艘战船、数千官兵从广州出发,轻松占领柴棍,就不是很起眼的消息,也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块海外之地的重要。
不管是现在的柴棍,以后的嘉定府、西贡,还是以某人的姓名称呼。只有皇帝知道此地都是平坦肥沃水源充足的平原,充发开发,便是一座大粮仓。
但在开发初期,还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力。对此,朱由校只能从内帑中拿出几十万,作为此次出兵的费用,并用于安置移民。
幸好这里的气候和土地适宜耕种,一年三季的收成,并不需要多长时间,移民和驻军便能自给自足。
而按照朱由校的计划,从福建、安徽、广西动员百姓迁徙,今年是三千,明年一万,后年便能达到五万。
从移民中征兵,再加上修建港口,常驻水师,这块海外之地也就成了大明的疆土,且能守得甚是牢固。
安徽经常闹水灾,福建多山少地,百姓不堪其苦,是以多从事海上生涯,移民耕种则给了他们多了一条谋生之路。
广西呢,告诉你一个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的事实:终明一世,广西土司的叛乱,以及苗、瑶、壮的起义便爆发不停。
其中大藤峡起义就有过三回,前后达两百余年。分别是成化元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、嘉靖七年的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、嘉靖十八年的兵部侍郎蔡经。
没错,心学大师王阳明老先生又领兵作战了,镇压了第二次大藤峡起义。
朱由校对此也颇感疑惑,热衷战争且从无败绩的王老先生,怎么会被后世塑造为哲学家的。
但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,朱由校更加关注广西为何叛乱不休,到底是怎样的原因?同样是土官众多,云南为何要安定得多。
经过翻查资料,询问官员,皇帝终于找到了原因。很简单,也不出所料,还是土地的问题。
广西山多地少、地瘠民贫,这个特点对朱由校来说,并不陌生,只是没想到在明朝便已是如此尖锐。
其实,在明以前,广西土地的大部分已经被土官和土目们所占有,苗、瑶、侗、壮等各少数民族农民以至汉族的农民则很少土地,甚至没有土地。
明朝建立,对边远地区的土官基本没有触动,这固然有利于迅速稳定,但社会矛盾也保留下来。
随着人口的增长,到了明朝中后期,广西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,使社会矛盾逐渐激化。
在封建社会中,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,是农民生存的根本。农民失去了土地,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。
因此,广西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而起义,从明到清,一直没有停止过。
而明朝对各地方的叛乱基本上都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,他们认为一旦表现软弱,就会引起更多的土司效仿,造成更坏的局面。
但明朝在广西所采取的镇压方式之一“武装夺田”,又造成了下一次叛乱的种子,使广西的农民起义绵延不绝。
所谓的武装夺田,就是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,平叛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。
换句话说,武装夺田就是朝廷公开地把农民的土地,划归给驻守的官兵,以及帮助朝廷镇压叛乱的土官土目们所占有。
明眼人都能看出,一场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,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装夺田的起义又开始酝酿了。
其实,广西叛乱不断的原因还有一个,那就是食盐。
由于广西本身不产盐(别以为挨着海就有盐),广西的食盐基本上都是从广东运去的。
由于古代交通不便,加之朝廷对食盐的专卖,致使广西的食盐奇缺。“私贩甚多,盐价甚昂”,且“官运之盐,旋行旋罢,兵食具乏,地方坐困”。
本来就不产盐,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,大搞盐贩私捞。使食盐成为广西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,老百姓对此甚为不满。
《粤西诗载》有言:“山深路远不通盐,蕉叶烧灰把菜腌。”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缺盐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盐的问题好解决,杀一批地方官吏,再行“票盐法”,打破食盐的垄断,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,解决食盐短缺价高就很有希望。
而叛乱不绝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,朱由校可以肯定。他把广西列为动员移民的省份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而且,无论是安徽,还是福建、广西,当地百姓对于湄公省的气候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
没错,现在明军占领的柴棍并不算大,可皇帝已经把其当作大明的一个省,取名为湄公省。
而管理湄公省的,朱由校并不吝啬地加了巡抚衔,成为与内地品级相同的地方督抚。
其实,从皇帝的旨意,也可以看出皇帝对湄公省的态度,以及对湄公省发展的野心。地盘会越来越大,面积与内地省份会越来越接近。
太常少卿董应举,因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颇有成效,而被朱由校任命为湄公省巡抚。
而湄公省不仅有巡抚,还有驻军提督,巡抚和提督并列,军、政分开,也是朱由校所开的一个先例。
前面讲过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,以文人领兵,先后平定宁王之乱、大藤峡起义,可称为儒将之典范。
但在朱由校看来,文官领兵,武将听其号令,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。
文官作为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,尽管其中不乏习武和熟读兵书之人,但却很少直接来自于军队体系。
因为重文轻武、以文抑武的统治者的原则,文官直接凌驾于武将,使武将变为基层执行者。
武将地位低下还只是其一,由擅长纸上谈兵的文官指挥作战,败多胜少也就不意外了。
王阳明先生的胜利,并不具有普遍性,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实能力。袁可立也是一样,他的出色也不能掩盖其他文官的无能和军事能力的低下。
但要实现文武并重,军政分离,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而湄公省的成立,则给了朱由校一个实验的机会。
……………….
从量变到质变,总要有一个过程。有时候时间较短,使人有剧烈之感;有时候比较缓慢,可以用潜移默化来形容。
对于个人来说,有的身处其中,感觉比较明显;有的影响较小,也就没意识到太大的变化。
这和个人所处的地位,以及环境不同,也有很大关系。
文官感受到了朝堂风向的变化,感受到了皇帝的铁腕和惩贪的决心;武将则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,在文官面前也能把腰挺得直一些,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胜利的希望。
对于升斗小民,他们忙着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。或许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春风,感觉到了压力的舒缓,但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明显。
身处皇宫的朱由校,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别人的感受,他只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走下去。
当然,他对大明发生的变化,也是有感觉的。从财政收入的多少,从战事的胜败,从官员的密奏中,从厂卫的报告中,他能意识到这个老大帝国的病体正在好转。
而他的布置,或是眼前,或是长远,不管有几个人能看懂,都有如落在棋盘上棋子,早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。
最快见到效果的当属辽东战事,大批武器弹药的输送,粮草物资和战马的不断补充,使得辽东各部明军在提升战力的同时,更给建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。
当辽镇的人马沿三岔河水路并进,接连攻占牛庄驿和东昌堡;当张盘和张榜的两个混成协攻占耀州驿,海州卫便处于明军的两面夹击之下。
当明军的水师逐步探索航道,沿辽河北上,并出现在浑河,有可能直抵沈阳时,建奴感觉到了防不胜防的窘迫。
浑河航运始于元代,并日益繁荣。
明初开始官运粮饷,通常是从山东装船沿渤海湾、辽东湾到东北,沿辽河北上,把粮饷沿途运到各地驻军,其中沈阳段经浑河运输。
此后,商品运输逐渐产生,浑河货运变得繁忙起来。
当时的明廷允许每船同时运输八分官物两分私物,使摆渡船家有利可图,东北的大米、人参、木耳等商品才开始销往各地。
而浑河沈阳段也因此形成了固定的码头,大小船只从沈阳出发,船上载客,再从营口返回,船上载物。
在那个时候,或者说直到清末,沈阳都可以算是座沿海城市。通过浑河航运,与外面广阔的世界连在了起来。
但现在,建奴痛恨浑河,痛恨这条“黄金水道”。因为明军的船只可以畅通,而他们的骑射只能望河兴叹。
难道只是航行那么简单,傻子也知道船能载炮、船能运兵。明军水师打通了海上通浑河的航道,意味着沈阳可能会遭到明军的登陆袭攻。
而明军水师的优势,则是建奴拍马也追赶不上的。正因为如此,建奴才感到了巨大的威胁。
要挡住明军水师,或是阻塞河道,但对于当时水流湍急的浑河,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另一个办法则是江上拦铁链,但这个工程依然是建奴不能完成的任务。
也就是说,建奴对于明军水师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。密切监视,阻止明军溯河而上并登陆袭攻,好象只有这么个被动的办法。
不管明军水师是佯动还是实攻,都能牵制不少建奴的兵力,这可能就是明军的目的;但对建奴来说,却要全神贯注,不能令明军袭攻得逞。
形势进一步恶化了,这还不包括东江本部对建州卫的步步紧逼,辽南明军和辽镇联手对辽阳形成的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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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从大灾害持续的时间,以及造成的影响来看,小冰河期高峰的危害,比建奴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对此,朱由校也只能叹惜身不逢时,要做个操心劳心的皇帝。
对外,他可以攀爬科技树,提高武器装备的水平,加强军力,抵御来自北方的抢掠。
对内,他则需要多一些象李精白这样的爱民恤民的官员。至少,那些贪渎无耻,有可能官逼民反的王八蛋,杀得越多,对国家和百姓的危害越小。
杀一批贪官,再顶上一批,即便不是李精白这样的,也会比原来的强。连家眷都流放了,想报仇都没机会。
敌人越来越少,听话的、顶用的越来越多,朱由校觉得自己的处境更安全了。
而且,砍头或流放贪官,对于很多人来说,也是福音。位子不腾出来,哪来辣么多机会?吏部诠选的,科举入仕的,胥吏转官的,大家可都等着盼着呢!
说白了,兔死狐悲者多,幸灾乐祸者多,痛恨厌恶者多,为被惩官员出头者少。甚至是没有,或者根本不敢。
不管是敢不敢,也不管在暗地里憋着什么坏,朱由校都不会收手,更不会客气。
这不是什么牵就容忍的事情,也不用说什么国家民族这么高尚的目标。这可是关系到自己的龙椅稳不稳,关系到自己的女人和孩子能不能安享幸福的大事。
说白了,朱由校已经把这当成是你死我活的争夺。跟他必灭建奴是一样的决心,一样的不可动摇。
没人理解皇帝的狠辣和迫切,因为没人知道历史上的惨景。只有皇帝知道,不改变,就是死亡。
为此,皇帝不惜再杀多十倍的人。算一下,也不过是上万,最多也超不过十万。而与历史上的惨剧相比,十万人又算得了什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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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内,皇帝对官员的清洗是一波接一波,从朝堂到地方,从贪渎到官商勾结,不是全家流放就是砍头加流放,紧张的空气笼罩官场,似乎就没消散过。
在这样的形势下,大明水师以百余艘战船、数千官兵从广州出发,轻松占领柴棍,就不是很起眼的消息,也没多少人认识到这块海外之地的重要。
不管是现在的柴棍,以后的嘉定府、西贡,还是以某人的姓名称呼。只有皇帝知道此地都是平坦肥沃水源充足的平原,充发开发,便是一座大粮仓。
但在开发初期,还是需要投入资金和人力。对此,朱由校只能从内帑中拿出几十万,作为此次出兵的费用,并用于安置移民。
幸好这里的气候和土地适宜耕种,一年三季的收成,并不需要多长时间,移民和驻军便能自给自足。
而按照朱由校的计划,从福建、安徽、广西动员百姓迁徙,今年是三千,明年一万,后年便能达到五万。
从移民中征兵,再加上修建港口,常驻水师,这块海外之地也就成了大明的疆土,且能守得甚是牢固。
安徽经常闹水灾,福建多山少地,百姓不堪其苦,是以多从事海上生涯,移民耕种则给了他们多了一条谋生之路。
广西呢,告诉你一个并不为很多人所知道的事实:终明一世,广西土司的叛乱,以及苗、瑶、壮的起义便爆发不停。
其中大藤峡起义就有过三回,前后达两百余年。分别是成化元年的右佥都御史韩雍、嘉靖七年的新建伯兵部尚书王守仁、嘉靖十八年的兵部侍郎蔡经。
没错,心学大师王阳明老先生又领兵作战了,镇压了第二次大藤峡起义。
朱由校对此也颇感疑惑,热衷战争且从无败绩的王老先生,怎么会被后世塑造为哲学家的。
但这只是无关紧要的事情,朱由校更加关注广西为何叛乱不休,到底是怎样的原因?同样是土官众多,云南为何要安定得多。
经过翻查资料,询问官员,皇帝终于找到了原因。很简单,也不出所料,还是土地的问题。
广西山多地少、地瘠民贫,这个特点对朱由校来说,并不陌生,只是没想到在明朝便已是如此尖锐。
其实,在明以前,广西土地的大部分已经被土官和土目们所占有,苗、瑶、侗、壮等各少数民族农民以至汉族的农民则很少土地,甚至没有土地。
明朝建立,对边远地区的土官基本没有触动,这固然有利于迅速稳定,但社会矛盾也保留下来。
随着人口的增长,到了明朝中后期,广西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,使社会矛盾逐渐激化。
在封建社会中,土地是最主要的生产资料,是农民生存的根本。农民失去了土地,就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。
因此,广西的贫苦农民迫于生计而起义,从明到清,一直没有停止过。
而明朝对各地方的叛乱基本上都是采取强硬的镇压手段,他们认为一旦表现软弱,就会引起更多的土司效仿,造成更坏的局面。
但明朝在广西所采取的镇压方式之一“武装夺田”,又造成了下一次叛乱的种子,使广西的农民起义绵延不绝。
所谓的武装夺田,就是把起义农民的土地称为贼田,平叛之后分给官军或召募来的土兵耕种。
换句话说,武装夺田就是朝廷公开地把农民的土地,划归给驻守的官兵,以及帮助朝廷镇压叛乱的土官土目们所占有。
明眼人都能看出,一场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,而新的反抗官府武装夺田的起义又开始酝酿了。
其实,广西叛乱不断的原因还有一个,那就是食盐。
由于广西本身不产盐(别以为挨着海就有盐),广西的食盐基本上都是从广东运去的。
由于古代交通不便,加之朝廷对食盐的专卖,致使广西的食盐奇缺。“私贩甚多,盐价甚昂”,且“官运之盐,旋行旋罢,兵食具乏,地方坐困”。
本来就不产盐,地方官吏又插手盐运,大搞盐贩私捞。使食盐成为广西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,老百姓对此甚为不满。
《粤西诗载》有言:“山深路远不通盐,蕉叶烧灰把菜腌。”这就是当时广西各族人民缺盐生活的真实写照。
盐的问题好解决,杀一批地方官吏,再行“票盐法”,打破食盐的垄断,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,解决食盐短缺价高就很有希望。
而叛乱不绝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土地,朱由校可以肯定。他把广西列为动员移民的省份,也就不足为奇了。
而且,无论是安徽,还是福建、广西,当地百姓对于湄公省的气候还是能够很快适应的
没错,现在明军占领的柴棍并不算大,可皇帝已经把其当作大明的一个省,取名为湄公省。
而管理湄公省的,朱由校并不吝啬地加了巡抚衔,成为与内地品级相同的地方督抚。
其实,从皇帝的旨意,也可以看出皇帝对湄公省的态度,以及对湄公省发展的野心。地盘会越来越大,面积与内地省份会越来越接近。
太常少卿董应举,因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田事务颇有成效,而被朱由校任命为湄公省巡抚。
而湄公省不仅有巡抚,还有驻军提督,巡抚和提督并列,军、政分开,也是朱由校所开的一个先例。
前面讲过心学宗师王阳明先生,以文人领兵,先后平定宁王之乱、大藤峡起义,可称为儒将之典范。
但在朱由校看来,文官领兵,武将听其号令,正是大明衰退的主要根源。
文官作为大部分军事行动的直接策划和指挥,尽管其中不乏习武和熟读兵书之人,但却很少直接来自于军队体系。
因为重文轻武、以文抑武的统治者的原则,文官直接凌驾于武将,使武将变为基层执行者。
武将地位低下还只是其一,由擅长纸上谈兵的文官指挥作战,败多胜少也就不意外了。
王阳明先生的胜利,并不具有普遍性,不能代表文官的真实能力。袁可立也是一样,他的出色也不能掩盖其他文官的无能和军事能力的低下。
但要实现文武并重,军政分离,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而湄公省的成立,则给了朱由校一个实验的机会。
……………….
从量变到质变,总要有一个过程。有时候时间较短,使人有剧烈之感;有时候比较缓慢,可以用潜移默化来形容。
对于个人来说,有的身处其中,感觉比较明显;有的影响较小,也就没意识到太大的变化。
这和个人所处的地位,以及环境不同,也有很大关系。
文官感受到了朝堂风向的变化,感受到了皇帝的铁腕和惩贪的决心;武将则有了更多更大的权力,在文官面前也能把腰挺得直一些,战事也变得越来越有胜利的希望。
对于升斗小民,他们忙着让一家老小吃饱穿暖。或许也感觉到了改革的春风,感觉到了压力的舒缓,但还不是那么的强烈和明显。
身处皇宫的朱由校,也并不能完全体会到别人的感受,他只能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设计的道路走下去。
当然,他对大明发生的变化,也是有感觉的。从财政收入的多少,从战事的胜败,从官员的密奏中,从厂卫的报告中,他能意识到这个老大帝国的病体正在好转。
而他的布置,或是眼前,或是长远,不管有几个人能看懂,都有如落在棋盘上棋子,早晚有发挥作用的时候。
最快见到效果的当属辽东战事,大批武器弹药的输送,粮草物资和战马的不断补充,使得辽东各部明军在提升战力的同时,更给建奴造成了越来越大的压力。
当辽镇的人马沿三岔河水路并进,接连攻占牛庄驿和东昌堡;当张盘和张榜的两个混成协攻占耀州驿,海州卫便处于明军的两面夹击之下。
当明军的水师逐步探索航道,沿辽河北上,并出现在浑河,有可能直抵沈阳时,建奴感觉到了防不胜防的窘迫。
浑河航运始于元代,并日益繁荣。
明初开始官运粮饷,通常是从山东装船沿渤海湾、辽东湾到东北,沿辽河北上,把粮饷沿途运到各地驻军,其中沈阳段经浑河运输。
此后,商品运输逐渐产生,浑河货运变得繁忙起来。
当时的明廷允许每船同时运输八分官物两分私物,使摆渡船家有利可图,东北的大米、人参、木耳等商品才开始销往各地。
而浑河沈阳段也因此形成了固定的码头,大小船只从沈阳出发,船上载客,再从营口返回,船上载物。
在那个时候,或者说直到清末,沈阳都可以算是座沿海城市。通过浑河航运,与外面广阔的世界连在了起来。
但现在,建奴痛恨浑河,痛恨这条“黄金水道”。因为明军的船只可以畅通,而他们的骑射只能望河兴叹。
难道只是航行那么简单,傻子也知道船能载炮、船能运兵。明军水师打通了海上通浑河的航道,意味着沈阳可能会遭到明军的登陆袭攻。
而明军水师的优势,则是建奴拍马也追赶不上的。正因为如此,建奴才感到了巨大的威胁。
要挡住明军水师,或是阻塞河道,但对于当时水流湍急的浑河,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
另一个办法则是江上拦铁链,但这个工程依然是建奴不能完成的任务。
也就是说,建奴对于明军水师没有什么有效的办法。密切监视,阻止明军溯河而上并登陆袭攻,好象只有这么个被动的办法。
不管明军水师是佯动还是实攻,都能牵制不少建奴的兵力,这可能就是明军的目的;但对建奴来说,却要全神贯注,不能令明军袭攻得逞。
形势进一步恶化了,这还不包括东江本部对建州卫的步步紧逼,辽南明军和辽镇联手对辽阳形成的威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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