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十九章 蝗商八大家
今天一更,实在是疲累,好好休息一天,多多谅解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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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大总督履任,张家口、大同总兵更换,还有各镇的一批中下级军官也被调走,由武学出身的顶替。
还有更早的山西巡抚杨涟的到任,大力实施清屯充饷,一些地方官随之被罢黜和换任,山西的官场震动不可谓不大。
而这些变化,对老百姓来说,还感觉得不太明显。除了朝廷的蠲免旨意,令他们欣喜欢悦之外。
但对山西商人,特别是拥有边外贸易特权的商人来说,则越来越感到了压力,以及收入的减少。
要知道,拥有边贸易特权肯定能够赚钱,但走私禁货更是利润巨大。
《明会典》中记载:“有假此(马市贸易)窥觇虚实者,中国罔利之徒,与直结交,甚至窃买军器,泄露军情,虽有监市分守等官,势不能禁”。
也就是说,明朝对蒙古诸部开放马市,也并不是什么都卖,至少在一些物资上不是无限量供应。
比如铁器,就是明朝有明确禁止令的。另外,粮食、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,也是限量卖卖。
至于兵器、情报,那就更是严令禁止。而且,这已经不是走私的问题,而属于卖国了。
而晋商八大家的卖国,却不是从私通后金开始。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,他们借此发了财,也就是《明会典》所说的“中国罔利之徒”。
要成功走私,自然要交结官府,收买边兵边将,在检查出关时给予方便。时间长了,走私竟有向公开变化的趋势。
但现在,随着朝廷的大力整顿,走私不仅是越来越难,甚至有被完全掐断的可能。
山西介休,范府。
府宅占地数亩,修建得富丽堂皇,虽是商人,却有不下于高官的气派。
很正常,晋商多是官商,借官而起,掌有特权和便利。
如果追根究底,就可以发现,晋商曾经是张居正背后的推动变法的力量。
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等山西官僚,与晋商通过姻亲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比如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山西商人张允龄,所生之子即为张四维,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杨博的儿子杨俊卿;
而杨博的两个孙女,则嫁给了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张甲徽和张定徽,张四维的一个女儿,则嫁给了马自强(陕西商人)的儿子……
正因为如此,便有很多人认为“隆庆和议”虽然在对蒙关系上是英明之举,保证了北疆的上百年安定。
但其时的高官王崇古和张四维拼命卖力,也是出于实现明蒙互市,为自己的富商家族取得赚大钱机会的私心。
事实上,晋商也确实通过边贸发了大财,进一步壮大了家族的财力和在山西的影响。
只不过,山西官场的变动,朝廷政策的变化,似乎正在渐渐堵住晋商的财路。由不得他们不进行商议办法,找到解决之道。
厅堂之内,范永斗面色和煦,听着王登库在发着牢骚,微笑着轻轻颌首。
“要不是咱们不怕危险,出关与蒙人贸易,哪来的边镇安宁?”
王登库还一副抱屈愤慨的模样,大声说道:“现在要卸磨杀驴,断咱们的财路了,哪有这样的道理?”
靳良玉呵呵一笑,慢条斯理地说道:“一朝天子一朝臣,皇帝看好谁,那就是谁。老王啊,莫要如此,须知气大伤肝哪!”
黄云发捋着胡子,缓缓说道:“老靳说得在理,可这事儿吧,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该争的,还是要争一下的。”
“怎么争?”王登库瞪着眼睛望过来,“要是用钱买,那也有机会。可现在,连钱都没处送呀!”
靳良玉说道:“看,老王你还是这般急躁。具体是何政策还没搞清,就说没机会。”
停顿了一下,他接着说道:“杨巡抚那里,某托人打听过。这事儿由宣大总督主管,怎么个章程,还要等总督大人宣布。所以,咱们还是耐心等一等为好。”
范永斗点头赞同,说道:“老靳说得在理呀!朝廷要发什么许可证,这和以前‘开中制’也差不多吧?不照样能发财致富?”
明朝洪武年间,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,设立九边进行防御。
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,后勤补给困难重重,为了减轻负担,朝廷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,就是所谓的“开中制”,或叫“开粮纳中”。
具体办法是:山西商人向大同、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,朝廷则给这些商人盐引,使这些商人获得合法贩卖“官盐”的资格。
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商人和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,不足之处则是让利给盐商,减少了政府的收入。但在明初,总体上来说还是利大于弊。
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,成祖五次北征,耗费军粮马草无数,没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,其中的“开中制”功不可没。
而且,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,招募大量农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种地,也充实了帝国边境,促进了边区的开发。
但任何一个好政策,实施的时间长了,难免出现问题,“纳粮开中”也是一样。
由于贩卖食盐的巨大利润,大量皇亲国戚、贵族官员参与其中,利用权势侵占盐引。皇室也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,把盐引当作了赏赐的手段。
这样一来,盐引超支,盐场又没有那么多盐可供支取,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也就越来越少,开中制由此被破坏。
而山西商人的崛起,却是从“纳粮开中”捞到了第一桶金。
除了正常运作外,他们也用贿赂等手段,花少量的钱,不运粮,却能得到盐引,与权贵侵占的性质也差不多。
所以,边贸许可证的风声传开,王登库、靳良玉等人坐不住了,龙头老大范永斗却还比较沉稳。
在他看来,政策不在于如何制定,而在于如何执行。朝廷的本意,到了地方,会不会被落实执行,会不会跑偏,这其中的说道儿可深了去了。
“可现在的边将,还有地方的官员,都换了不少,怕是不容易再搭上关系了。”王登库轻轻摇头,对此不太乐观。
靳良玉笑道:“能严一时,还能持之长久,某却是不信的。”
范永斗颌首赞同,说道:“万岁年轻,急躁一些,可以理解。咱们现下的缺陷还是朝中无人,或者说是没有够份量的大员替咱们说话。”
万历初期,支持张居正变法的,比如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、马自强等,均是山西籍官员。
这些人在朝中手握重权,山西商人才有了保护伞,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朝廷动向,做出最佳的选择和对策。
等到张居正病逝,从上到下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时候,张四维便从改革派迅速变成了反张派,商人嘴脸显露无疑。
由此可见,什么支持改革,不存在的。这些亦官亦商的王八蛋,都是为了官位权力,以及家族的聚敛发财。
现在的朝堂上,山西商人确实缺少了代言人。
本来江南的商人士绅会因为东林党的强势而发达,但皇帝却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一顿操作猛如虎,东林和三党在蒙圈中便被干成了二百五。
反倒是通州商帮被重罚后,却又异军突起,不仅得到漕路的便利,更手握国内银镜的独家销售,现在又掺和到物流和边贸上来了。
当然,现在的通州商帮已经更名为“大明商会”。从新名字来看,就知道其不太掩饰的野心,这是要南碾北压一统江湖的节奏啊!
范永斗环视厅中诸人,伸出一根手指沉声强调道:“民爵,当务之急是要获得一个民爵,才能与通州商帮分庭抗礼。否则,面对面便低了一头,如何争锋?”
没错,吴大章终于如愿以偿,在赶赴张家口办“皇差”之前,得到了大明第三个“民爵”的称号,比黄程还要早上几天。
这就拉开了身份上的差距,不管晋商曾经有多大的背景,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现在,也没有哪个高官敢出来为他们站台。
“现在——”靳良玉摇头叹气,“太晚了吧?”
黄云发也皱紧了眉头,说道:“民爵皆是万岁所赐,我们纵有此心,也搭不上关系呀!”
范永斗苦笑了一下,说道:“某也知道难办,但总要去争取一下。就算今年拿不到许可证,那明年呢,咱们就这么放弃边外贸易啦?”
再次看了一圈陷入沉思的众人,范永斗继续说道:“好好研究一下万岁所赐民爵的这几个人,还是有迹可寻的。一是有钱,二是肯助朝廷,三是办差得力。”
黄云发轻轻颌首,说道:“这就是报上所说的‘义商’吧?”
范永斗用力点头,说道:“没错,就是义商。据某所知,江南的一些富商也在打民爵的主意,就是不知道他们准备如何去做?”
“不管他们怎么做,咱们先定下来章程才好。”靳良玉似乎看到了希望,精神振作起来。
王登库挠了挠头,说道:“也好。某觉得这是个办法,总比啥也不做要强。”
范府外,几双警惕的眼睛在紧紧盯着大门、后门,注意着出来进去的人。
“范大福,范家老人,现为管家。”一个锦衣卫伸手指了指,对头领汇报道:“刚引进去的那个家伙,是蒙古人,出入边关数次了,应该就是敌人的间谍。”
骆养性点了点头,沉声道:“上面有指示,要在范府安插卧底,掌握其通敌卖国的罪证,并伺机实施反间计。这个范大福,先调查清楚,看能不能为我所用。”
“卑职明白。”锦衣卫答应着,脸上浮起几丝冷笑,“范大福的小妾刚给他生了个儿子,爱如珍宝……”
骆养性笑了两声,拍了拍这个锦衣卫的肩膀以示鼓励和赞赏。
东厂主内,镇抚司主外,万岁的安排已经非常明确。尽管也有交叉的时候,但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。
而对外战争的胜利,更会让万岁青睐,毕竟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。
厂卫既然都是万岁的亲信,就难免有争功之心。
骆养性是奉了圣命的,自然知道万岁对这件差使是怎样看重,他岂敢不殚精竭虑,力争完美地完成任务。
而且,他老子离退休也没几年了,下一任的指挥使如不出意外,将在他和刘侨之间产生。
这次出外办差,正是他好好表现,压刘侨一头的良机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江南豪商,蝗商八大家,这是两个大靶子,是朱由校早就瞄上的目标。
锦衣卫盯住蝗商八大家,因为是涉及到军国大事,涉及到对外战争。
而江南豪商则由东厂负责,把王国忠派到江宁织造,则是监视江南豪商的耳目。
江南豪商不卖国,却是附在大明躯体上的吸血虫。
他们的不法,他们的渗透,使大明财政窘迫,朝政腐败。从内部搞垮大明,他们也是罪魁祸首。
而扶持李旦、颜思齐为首的海商集团,吴大章的通州商帮,不仅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。还能堵住蝗商和江南豪商的财路,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。
此消彼长,蛋糕就那么大,商业上的竞争可比表面上看到的激烈的多。而上层的支持与否,则决定着哪个商业集团的兴衰。
张居正、王崇古、张四维等在朝时,晋商借边贸而迅猛发展;
东林官员占据朝堂时,江南商团则势力大张,并介入海贸,并成功阻击了晋商插手海上贸易的企图。
朱由校把海商集团拉拢过来,并相对独立,等于是削减了江南豪商的财源。尽管他们还是能把商货卖给海商,但利润哪有直接把持那么大?
就是这样,朱由校也不会收手。因为商税,他对江南豪商恶意满满,更对勾结或加入商团的官员深恶痛绝。
但在仔细调查分析之后,朱由校也不得不对江南豪商的精明表示钦佩,更意识到推进改革的深入,还不能操之过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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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这些变化,对老百姓来说,还感觉得不太明显。除了朝廷的蠲免旨意,令他们欣喜欢悦之外。
但对山西商人,特别是拥有边外贸易特权的商人来说,则越来越感到了压力,以及收入的减少。
要知道,拥有边贸易特权肯定能够赚钱,但走私禁货更是利润巨大。
《明会典》中记载:“有假此(马市贸易)窥觇虚实者,中国罔利之徒,与直结交,甚至窃买军器,泄露军情,虽有监市分守等官,势不能禁”。
也就是说,明朝对蒙古诸部开放马市,也并不是什么都卖,至少在一些物资上不是无限量供应。
比如铁器,就是明朝有明确禁止令的。另外,粮食、食盐等很多战略物资,也是限量卖卖。
至于兵器、情报,那就更是严令禁止。而且,这已经不是走私的问题,而属于卖国了。
而晋商八大家的卖国,却不是从私通后金开始。在与蒙古人的贸易中,他们借此发了财,也就是《明会典》所说的“中国罔利之徒”。
要成功走私,自然要交结官府,收买边兵边将,在检查出关时给予方便。时间长了,走私竟有向公开变化的趋势。
但现在,随着朝廷的大力整顿,走私不仅是越来越难,甚至有被完全掐断的可能。
山西介休,范府。
府宅占地数亩,修建得富丽堂皇,虽是商人,却有不下于高官的气派。
很正常,晋商多是官商,借官而起,掌有特权和便利。
如果追根究底,就可以发现,晋商曾经是张居正背后的推动变法的力量。
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等山西官僚,与晋商通过姻亲,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比如王崇古的二姐嫁给了山西商人张允龄,所生之子即为张四维,王崇古的女儿则嫁给了杨博的儿子杨俊卿;
而杨博的两个孙女,则嫁给了张四维的两个儿子张甲徽和张定徽,张四维的一个女儿,则嫁给了马自强(陕西商人)的儿子……
正因为如此,便有很多人认为“隆庆和议”虽然在对蒙关系上是英明之举,保证了北疆的上百年安定。
但其时的高官王崇古和张四维拼命卖力,也是出于实现明蒙互市,为自己的富商家族取得赚大钱机会的私心。
事实上,晋商也确实通过边贸发了大财,进一步壮大了家族的财力和在山西的影响。
只不过,山西官场的变动,朝廷政策的变化,似乎正在渐渐堵住晋商的财路。由不得他们不进行商议办法,找到解决之道。
厅堂之内,范永斗面色和煦,听着王登库在发着牢骚,微笑着轻轻颌首。
“要不是咱们不怕危险,出关与蒙人贸易,哪来的边镇安宁?”
王登库还一副抱屈愤慨的模样,大声说道:“现在要卸磨杀驴,断咱们的财路了,哪有这样的道理?”
靳良玉呵呵一笑,慢条斯理地说道:“一朝天子一朝臣,皇帝看好谁,那就是谁。老王啊,莫要如此,须知气大伤肝哪!”
黄云发捋着胡子,缓缓说道:“老靳说得在理,可这事儿吧,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该争的,还是要争一下的。”
“怎么争?”王登库瞪着眼睛望过来,“要是用钱买,那也有机会。可现在,连钱都没处送呀!”
靳良玉说道:“看,老王你还是这般急躁。具体是何政策还没搞清,就说没机会。”
停顿了一下,他接着说道:“杨巡抚那里,某托人打听过。这事儿由宣大总督主管,怎么个章程,还要等总督大人宣布。所以,咱们还是耐心等一等为好。”
范永斗点头赞同,说道:“老靳说得在理呀!朝廷要发什么许可证,这和以前‘开中制’也差不多吧?不照样能发财致富?”
明朝洪武年间,为了防卫瓦剌和鞑靼对中原的袭扰,设立九边进行防御。
由于九边距离帝国的统治中心遥远,后勤补给困难重重,为了减轻负担,朝廷与山西商人达成了一个协议,就是所谓的“开中制”,或叫“开粮纳中”。
具体办法是:山西商人向大同、居庸关等几大边关要塞输送粮食,朝廷则给这些商人盐引,使这些商人获得合法贩卖“官盐”的资格。
开中制的优越性在于调动了商人和百姓运送军粮的积极性,不足之处则是让利给盐商,减少了政府的收入。但在明初,总体上来说还是利大于弊。
比如明太祖八次北征,成祖五次北征,耗费军粮马草无数,没出现民怨沸腾的局面,其中的“开中制”功不可没。
而且,商人为了节省运粮成本,招募大量农民在边镇附近开荒种地,也充实了帝国边境,促进了边区的开发。
但任何一个好政策,实施的时间长了,难免出现问题,“纳粮开中”也是一样。
由于贩卖食盐的巨大利润,大量皇亲国戚、贵族官员参与其中,利用权势侵占盐引。皇室也起了很坏的带头作用,把盐引当作了赏赐的手段。
这样一来,盐引超支,盐场又没有那么多盐可供支取,做开中盐生意的商人也就越来越少,开中制由此被破坏。
而山西商人的崛起,却是从“纳粮开中”捞到了第一桶金。
除了正常运作外,他们也用贿赂等手段,花少量的钱,不运粮,却能得到盐引,与权贵侵占的性质也差不多。
所以,边贸许可证的风声传开,王登库、靳良玉等人坐不住了,龙头老大范永斗却还比较沉稳。
在他看来,政策不在于如何制定,而在于如何执行。朝廷的本意,到了地方,会不会被落实执行,会不会跑偏,这其中的说道儿可深了去了。
“可现在的边将,还有地方的官员,都换了不少,怕是不容易再搭上关系了。”王登库轻轻摇头,对此不太乐观。
靳良玉笑道:“能严一时,还能持之长久,某却是不信的。”
范永斗颌首赞同,说道:“万岁年轻,急躁一些,可以理解。咱们现下的缺陷还是朝中无人,或者说是没有够份量的大员替咱们说话。”
万历初期,支持张居正变法的,比如王崇古、张四维、杨博、王国光、马自强等,均是山西籍官员。
这些人在朝中手握重权,山西商人才有了保护伞,才能在第一时间掌握朝廷动向,做出最佳的选择和对策。
等到张居正病逝,从上到下开始对张居正进行清算的时候,张四维便从改革派迅速变成了反张派,商人嘴脸显露无疑。
由此可见,什么支持改革,不存在的。这些亦官亦商的王八蛋,都是为了官位权力,以及家族的聚敛发财。
现在的朝堂上,山西商人确实缺少了代言人。
本来江南的商人士绅会因为东林党的强势而发达,但皇帝却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一顿操作猛如虎,东林和三党在蒙圈中便被干成了二百五。
反倒是通州商帮被重罚后,却又异军突起,不仅得到漕路的便利,更手握国内银镜的独家销售,现在又掺和到物流和边贸上来了。
当然,现在的通州商帮已经更名为“大明商会”。从新名字来看,就知道其不太掩饰的野心,这是要南碾北压一统江湖的节奏啊!
范永斗环视厅中诸人,伸出一根手指沉声强调道:“民爵,当务之急是要获得一个民爵,才能与通州商帮分庭抗礼。否则,面对面便低了一头,如何争锋?”
没错,吴大章终于如愿以偿,在赶赴张家口办“皇差”之前,得到了大明第三个“民爵”的称号,比黄程还要早上几天。
这就拉开了身份上的差距,不管晋商曾经有多大的背景,已经是过去式了。现在,也没有哪个高官敢出来为他们站台。
“现在——”靳良玉摇头叹气,“太晚了吧?”
黄云发也皱紧了眉头,说道:“民爵皆是万岁所赐,我们纵有此心,也搭不上关系呀!”
范永斗苦笑了一下,说道:“某也知道难办,但总要去争取一下。就算今年拿不到许可证,那明年呢,咱们就这么放弃边外贸易啦?”
再次看了一圈陷入沉思的众人,范永斗继续说道:“好好研究一下万岁所赐民爵的这几个人,还是有迹可寻的。一是有钱,二是肯助朝廷,三是办差得力。”
黄云发轻轻颌首,说道:“这就是报上所说的‘义商’吧?”
范永斗用力点头,说道:“没错,就是义商。据某所知,江南的一些富商也在打民爵的主意,就是不知道他们准备如何去做?”
“不管他们怎么做,咱们先定下来章程才好。”靳良玉似乎看到了希望,精神振作起来。
王登库挠了挠头,说道:“也好。某觉得这是个办法,总比啥也不做要强。”
范府外,几双警惕的眼睛在紧紧盯着大门、后门,注意着出来进去的人。
“范大福,范家老人,现为管家。”一个锦衣卫伸手指了指,对头领汇报道:“刚引进去的那个家伙,是蒙古人,出入边关数次了,应该就是敌人的间谍。”
骆养性点了点头,沉声道:“上面有指示,要在范府安插卧底,掌握其通敌卖国的罪证,并伺机实施反间计。这个范大福,先调查清楚,看能不能为我所用。”
“卑职明白。”锦衣卫答应着,脸上浮起几丝冷笑,“范大福的小妾刚给他生了个儿子,爱如珍宝……”
骆养性笑了两声,拍了拍这个锦衣卫的肩膀以示鼓励和赞赏。
东厂主内,镇抚司主外,万岁的安排已经非常明确。尽管也有交叉的时候,但大方向是不会改变的。
而对外战争的胜利,更会让万岁青睐,毕竟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大事。
厂卫既然都是万岁的亲信,就难免有争功之心。
骆养性是奉了圣命的,自然知道万岁对这件差使是怎样看重,他岂敢不殚精竭虑,力争完美地完成任务。
而且,他老子离退休也没几年了,下一任的指挥使如不出意外,将在他和刘侨之间产生。
这次出外办差,正是他好好表现,压刘侨一头的良机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江南豪商,蝗商八大家,这是两个大靶子,是朱由校早就瞄上的目标。
锦衣卫盯住蝗商八大家,因为是涉及到军国大事,涉及到对外战争。
而江南豪商则由东厂负责,把王国忠派到江宁织造,则是监视江南豪商的耳目。
江南豪商不卖国,却是附在大明躯体上的吸血虫。
他们的不法,他们的渗透,使大明财政窘迫,朝政腐败。从内部搞垮大明,他们也是罪魁祸首。
而扶持李旦、颜思齐为首的海商集团,吴大章的通州商帮,不仅是为了增加朝廷的收入。还能堵住蝗商和江南豪商的财路,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。
此消彼长,蛋糕就那么大,商业上的竞争可比表面上看到的激烈的多。而上层的支持与否,则决定着哪个商业集团的兴衰。
张居正、王崇古、张四维等在朝时,晋商借边贸而迅猛发展;
东林官员占据朝堂时,江南商团则势力大张,并介入海贸,并成功阻击了晋商插手海上贸易的企图。
朱由校把海商集团拉拢过来,并相对独立,等于是削减了江南豪商的财源。尽管他们还是能把商货卖给海商,但利润哪有直接把持那么大?
就是这样,朱由校也不会收手。因为商税,他对江南豪商恶意满满,更对勾结或加入商团的官员深恶痛绝。
但在仔细调查分析之后,朱由校也不得不对江南豪商的精明表示钦佩,更意识到推进改革的深入,还不能操之过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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