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一十八章 考成,三年之期
明朝的耕地数量已经不能满足人口的增长,就算朱由校再怎么抑制打击权贵地主,也不可能达到“耕者有其田”。
解决多余劳动力,现在除了发展工商,并无他法。多开小作坊、多做小买卖,也算是自主创业,很好嘛!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也是针对工商税收取的伤民弊端,朱由校与李起元商议后,制定了一个免税标准:货物总值二十两以下的小商贩,钞关不得收税。
小作坊也以用人数量来确定额税,家庭式的免税;雇佣工人三人以上的,正常税率;人数再多,规模再大,则税率上升。
在工商业,阶梯税率是必须实行的。朱由校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,还是试验性的。
中国有句古话:取之无形,使民不怒。西方有句话:拔最多的鹅毛,听最少的鹅叫。
可见东西方都有着共同的观点,那就是税收要从富人身上拿大头,升斗小民少负担。
朱由校也知道这个政策到了下面,未必会得到切实执行。但你不能等到万事周全,吏治清明达到标准,再施惠于民。
先在法律层面颁布,让匠户和贱民脱籍,让老百姓知道朝廷有免税优惠政策,让地方官府也有法可依,百姓也有理争辩。
同时,朱由校也将此作为考成的一个标准。通过各地官府的执行情况来判定是能吏还是庸碌,好的自然是官员得力,差的就罢黜换人。
新任户部尚书李起元所上的改革十三议中,便有改革考成、严行考成这一项。
而考成法自张居正创立以来,从未在法律上明文废除过。只不过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后,使得考成法流于形式而已。
当然,李起元要严行考成的对象主要是户部,是为了弥补国库空虚,整顿财政是主要目的。
朱由校则稍作修改后,要在全体官员中实行绩效考核。
能者上,庸者下,整顿吏治也在考成法施行的是否科学合理,是否严格到位。
至于为什么要把科学合理放在首位,严格放在其次,也是朱由校吸取了历史教训所作的改变。
崇祯时期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为了解决财政问题,也与李起元一样,认真执行考成法,使税收和财政有了些起色。
朱由检一看有效果,急脾气又来了,更加严格地施行。不管什么原因,收不上赋税就滚蛋。
于是,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,只能对老百姓发力。什么闹灾,什么歉产,赋税一分不减,管你饿不饿死呢!
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悲催,民乱四起,此起彼伏,大明亡了,崇祯也自挂煤山。
所以,朱由校才要扩大考核官员能力的项目,不只是单一的赋税征收,更不能将此定为硬性指标,要灵活一些。
道理很简单,上级压下级,一级压一级,最下面的就是老百姓。
一旦指标过硬过死,压得也过于严格,就会造就一批狠厉官员和虎狼衙役。
当然,朱由校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东西,包括政策法规也是一样,也只能是尽量完善,将弊端减到最小罢了。
…………….
广宁城。
后金军已经退去十几天,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战争阴云才算彻底散去。
随着明军出城占据前哨堡寨,侦骑远出刺探,得到有效预警后,熊廷弼才下令开城。
百姓们打扫街道,收拾卫生,出外砍柴,甚至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耕作准备,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。
而两天前刚接完圣旨,身兼经略和巡抚,成为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的熊廷弼,却再次走上城头,眺望着远方,思绪难以平静。
弃广宁、右屯,主力收缩至宁远,连锦州都只是作为前哨预警,这就是朝廷,或者说是朱由校的最新布置。
如果说在广宁之战前,这般大踏步的战略收缩,朝堂上肯定吵翻了天,民间的舆论也会沸沸扬扬。
就算是现在,挟广宁大捷之威,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,熊廷弼也知道朝廷会面临怎样的压力。
不战而逃,丧土失地,畏敌如虎……之所以主战速战派占优,还不是因为这些罪名污名不是谁都能轻易承受的。
口号喊得越高,越热血,越激进,好象就是越爱国似的。稍有退却,便是丧权辱国的大帽子扣下来,谁也受不了。
其实,当时朝堂上没有主和派,连朱由校和熊廷弼也是主战派,谁不想尽快尽早灭了建奴呢?
但希望很丰满,现实却很骨感。
在明军的战力无法与后金军抗衡,在辽东屡战屡败时,还要狂叫“打打打”的人,要么是只凭一腔热血和主观意志的愤青。
要么就是大话炎炎、不懂战略、不讲策略,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完全无知的蠢货。
这两种人,朱由校将其定义为“急战误国”派。
而他和熊廷弼等人应该算是缓战派,或者说是一面收缩,一面进攻;一边闭关修炼,一边准备反攻。
整个战略设想便是在辽东辽西进行战略收缩,不与后金进行野战较量。
而在辽南,以及广阔的沿海,则采取积极行动。既是封锁,又让后金顾此失彼,疲于奔命,不断削弱其力量。
当然,收缩并不意味着畏敌如虎,不代表就是缩在城池里无所作为。朱由校还有密旨,向熊廷弼说明以后的计划。
改军制、练精兵,特别是骑兵。朱由校要熊廷弼至少在三年之内,练出一支能与后金进行野战的铁骑。
“三年哪——”熊廷弼眯了下眼睛,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声。
跟在身旁的参议邢慎言沉吟了一下,说道:“三年不算长,也不算短。如果朝廷全力支持,也不是太难。”
赞画韩初命却是更加乐观,笑道:“圣上英明,授予大人全权,可大展拳脚,又有何事不成?”
“圣上确是英明。”熊廷弼拱了拱手,感慨道:“更有担当。此乃我等之幸,若不殚精竭虑,忠心国事,何以报皇恩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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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多余劳动力,现在除了发展工商,并无他法。多开小作坊、多做小买卖,也算是自主创业,很好嘛!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,也是针对工商税收取的伤民弊端,朱由校与李起元商议后,制定了一个免税标准:货物总值二十两以下的小商贩,钞关不得收税。
小作坊也以用人数量来确定额税,家庭式的免税;雇佣工人三人以上的,正常税率;人数再多,规模再大,则税率上升。
在工商业,阶梯税率是必须实行的。朱由校也只是走出了第一步,还是试验性的。
中国有句古话:取之无形,使民不怒。西方有句话:拔最多的鹅毛,听最少的鹅叫。
可见东西方都有着共同的观点,那就是税收要从富人身上拿大头,升斗小民少负担。
朱由校也知道这个政策到了下面,未必会得到切实执行。但你不能等到万事周全,吏治清明达到标准,再施惠于民。
先在法律层面颁布,让匠户和贱民脱籍,让老百姓知道朝廷有免税优惠政策,让地方官府也有法可依,百姓也有理争辩。
同时,朱由校也将此作为考成的一个标准。通过各地官府的执行情况来判定是能吏还是庸碌,好的自然是官员得力,差的就罢黜换人。
新任户部尚书李起元所上的改革十三议中,便有改革考成、严行考成这一项。
而考成法自张居正创立以来,从未在法律上明文废除过。只不过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后,使得考成法流于形式而已。
当然,李起元要严行考成的对象主要是户部,是为了弥补国库空虚,整顿财政是主要目的。
朱由校则稍作修改后,要在全体官员中实行绩效考核。
能者上,庸者下,整顿吏治也在考成法施行的是否科学合理,是否严格到位。
至于为什么要把科学合理放在首位,严格放在其次,也是朱由校吸取了历史教训所作的改变。
崇祯时期的户部尚书毕自严为了解决财政问题,也与李起元一样,认真执行考成法,使税收和财政有了些起色。
朱由检一看有效果,急脾气又来了,更加严格地施行。不管什么原因,收不上赋税就滚蛋。
于是,地方官员为了保住乌纱帽,只能对老百姓发力。什么闹灾,什么歉产,赋税一分不减,管你饿不饿死呢!
最后的结果当然也很悲催,民乱四起,此起彼伏,大明亡了,崇祯也自挂煤山。
所以,朱由校才要扩大考核官员能力的项目,不只是单一的赋税征收,更不能将此定为硬性指标,要灵活一些。
道理很简单,上级压下级,一级压一级,最下面的就是老百姓。
一旦指标过硬过死,压得也过于严格,就会造就一批狠厉官员和虎狼衙役。
当然,朱由校知道这世上没有什么完美无缺的东西,包括政策法规也是一样,也只能是尽量完善,将弊端减到最小罢了。
…………….
广宁城。
后金军已经退去十几天,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战争阴云才算彻底散去。
随着明军出城占据前哨堡寨,侦骑远出刺探,得到有效预警后,熊廷弼才下令开城。
百姓们打扫街道,收拾卫生,出外砍柴,甚至在为即将到来的春耕作准备,生活似乎恢复了正常。
而两天前刚接完圣旨,身兼经略和巡抚,成为重权在握的封疆大吏的熊廷弼,却再次走上城头,眺望着远方,思绪难以平静。
弃广宁、右屯,主力收缩至宁远,连锦州都只是作为前哨预警,这就是朝廷,或者说是朱由校的最新布置。
如果说在广宁之战前,这般大踏步的战略收缩,朝堂上肯定吵翻了天,民间的舆论也会沸沸扬扬。
就算是现在,挟广宁大捷之威,作出战略收缩的决定,熊廷弼也知道朝廷会面临怎样的压力。
不战而逃,丧土失地,畏敌如虎……之所以主战速战派占优,还不是因为这些罪名污名不是谁都能轻易承受的。
口号喊得越高,越热血,越激进,好象就是越爱国似的。稍有退却,便是丧权辱国的大帽子扣下来,谁也受不了。
其实,当时朝堂上没有主和派,连朱由校和熊廷弼也是主战派,谁不想尽快尽早灭了建奴呢?
但希望很丰满,现实却很骨感。
在明军的战力无法与后金军抗衡,在辽东屡战屡败时,还要狂叫“打打打”的人,要么是只凭一腔热血和主观意志的愤青。
要么就是大话炎炎、不懂战略、不讲策略,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完全无知的蠢货。
这两种人,朱由校将其定义为“急战误国”派。
而他和熊廷弼等人应该算是缓战派,或者说是一面收缩,一面进攻;一边闭关修炼,一边准备反攻。
整个战略设想便是在辽东辽西进行战略收缩,不与后金进行野战较量。
而在辽南,以及广阔的沿海,则采取积极行动。既是封锁,又让后金顾此失彼,疲于奔命,不断削弱其力量。
当然,收缩并不意味着畏敌如虎,不代表就是缩在城池里无所作为。朱由校还有密旨,向熊廷弼说明以后的计划。
改军制、练精兵,特别是骑兵。朱由校要熊廷弼至少在三年之内,练出一支能与后金进行野战的铁骑。
“三年哪——”熊廷弼眯了下眼睛,情不自禁地说出了声。
跟在身旁的参议邢慎言沉吟了一下,说道:“三年不算长,也不算短。如果朝廷全力支持,也不是太难。”
赞画韩初命却是更加乐观,笑道:“圣上英明,授予大人全权,可大展拳脚,又有何事不成?”
“圣上确是英明。”熊廷弼拱了拱手,感慨道:“更有担当。此乃我等之幸,若不殚精竭虑,忠心国事,何以报皇恩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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